Monthly Archives: December 2007

2007-1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12300004.asp   　　——朱学勤访谈录　　　　编者按　　 　　时近岁末，媒体依例进行盘点，竞相推出特刊。其实，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描述和判断。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便对年来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逐一予以点评，本报今明两日将以年终特稿的形式奉上这一“思想大餐”，敬请垂注。　　　　　　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2007年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各种现象、观点、文本纷至沓来，你怎么评价？ 　　朱学勤(以下简称朱)：似乎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不破局也不行了。广东不是在提倡解放思想吗？改革开放已经30年，当初能进入这个30年，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能否保持改革开放，使之进入第二个30年，去弊化利？关键之一也是思想能否解放。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变“改革开放”为“开放改革”，让人们参与改革，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2007年开始，有句话值得一提，那就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引用艾青的诗句：若问中国的希望，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2007年结束，吴仪副总理公开说她即将退休，退休以后不担任官方、民间任何职务，希望人们彻底忘记她。这大概是我30年来看技术官员这一代较有思想个性的一句话，在健康社会只不过是一句大白话，居然引起民间热议，人们反而忘不了！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 　　南：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延续至今年上半年，此后《读书》主编换人，最近又发生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议。有人认为左派日益边缘化，你认为这成立吗？ 　　朱：我没这么乐观。从网上看，同情他们的人并不少。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是被强行压下去的，人家并不服气。能压一时，不能压一世。1976 年结束“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后患无穷，当初也是压下去的。此后左右两边关于“文革”的辩论并未深度开展，仅停留于政治解决。今日遭遇改革瓶颈，左派终于找到机会抬头，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电影《色，戒》，我至今未看。但我更不喜欢的是对艺术作品的“文革”式大批判。“文革”中的大批判是官方组织的，1980年代初的几次倒春寒，也是官方组织的，但这一次官方保持缄默，却由民间来履行这一职能！我们不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吗？总有一天，某些官方机构要消亡，但在民间铲除“文革”思维，确非短时间能期望。你我都是从这块土壤上产生的，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文革”残余？1976年“文革”是被解散的，不是被铲除的。即此而言，我从来不敢乐观估计左派已经边缘化，人家只是在等，等你暴露改革隐患，给他创造发言的机会。 　　至于《读书》主编换人，吵嚷最厉害的时候，我曾打电话询问他们编辑部的一个朋友，是否有行政权力干预的背景？如果有，即使我们不赞成《读书》最近十年的言论主旨，也应该为他们的言论权利辩护，至少持道义同情立场。但对方告诉我，没有，只是按相关规定正常人事变动，何况已经拖了大半年。中国有几千家杂志、报纸，每天都有人下，有人上，只要不发生政治权力干预，无论上下，谁会去惊动舆论？至于说“有阴谋”，无非是几位在京老先生说《读书》转向后越来越看不懂，这就是“阴谋”吗？以此作受迫害状，扮演成烈士，只能贻笑大方。　　　　　　我们回到常识，用了90年　　　　　　南：2007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用朴素的语言宣告民主价值观。温家宝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民主与法制不可分离。民间这一头，通过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等，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逐渐得到公认。总之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承认了普世民主的价值。但也有人要用协商民主取代票选民主，用特色民主取代普世民主。您对此如何评价？ 　　朱：先从实践层面讲。孙志刚事件一曝光，马上引起国人乃至中央政府重视，然后快速反应，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山西黑窑事件也因为民意介入，引起山西方面的注意，省长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尽管这件事没能圆满解决，但比当初成千上万童工得不到关注，已经是大大改善。重庆钉子户事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媒体、民意介入，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重庆地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更克制，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总之，民众通过自己的顽强表达，改变了政府的一些行为，政府也从民众理性的、负责任的发言，打消一点对民主的顾虑，做出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决策，顺应民意。无论是钉子户事件，还是山西黑窑事件，还是厦门PX事件，实践证明，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实践上有说服力。 　　从理论上讲，五四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以来，90年了，追求民主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识，梦寐以求。你看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社论，那时谈“民主是个好东西，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是好东西”，谈得比今日传媒彻底得多。甚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也曾拿英、美、法比，说那里有民主制度，故而不会发生十年“文革”。但195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当中，一切都发生颠倒。那时讲民主，实际上有恐惧心理，却又找出很多借口，把民主妖魔化、阴谋化，说成是某些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90年！ 　　南：对普世民主的这种认同，能否称作价值回归？ 　　朱：是一种回归。温家宝总理还有更明确的论断，民主、宪政、法制、自由、人权，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不应自外于这些普遍价值。这是一个进步，但从五四到现在，90年过去，我们才回到常识层面，让人高兴不起来。 　　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还是有人说，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这根本就是无的放矢。改革开放30年，有谁主张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我们只是说，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只配当地使用，不适合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但民主在哪个地区以什么形式出现，则肯定因国别而异，因民族而异，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没有必要采用英美民主，这话无的放矢，却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 　　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得辩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混淆是非。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新概念，一些学者以此来探讨如何完善已经施行多年的民主制度。而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硬件未成型，照搬西方“协商民主”新概念，有什么实践意义？牛头不对马嘴。这种概念层面的“超前消费”，掩盖着实践层面上的“超后停滞”。 　　中国容易让人想到的“协商”，最典型的是“政协会议”。我曾有一个说法：人大改革要向前走，政协改革要向后看，恢复政协传统。政协从1945年开始，发展到1954年，达到它的高峰状态，它是人大之母，《共同纲领》履行过宪法功能。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目前的迫切问题是改革、是回到传统，怎么可能将它们本来就需要改革的现状来吹嘘为“协商民主”之独创，以抵制普世民主？ 　　南：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基于国情有别，因此需要强调民主制度的民族形式？ 　　朱：民主制度落地生根，具有民族形式，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用所谓中国特殊论，对民主欲迎又拒。一个基本史实被这些抱持“特殊论”的先生们忘记了：“中国特殊论”不是现在发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那时用来抵制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一个是知识界普遍要求的民主宪政。而共产党人与知识界在理论上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手中利器就是这个民主普世性，而不是民主特殊性。50年过去了，那些抵制民主的“特殊先生”怎么如此没长进，拾国民党之牙慧，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去了呢？ 　　回到政协传统，这里还可以多说几句。这几年人大的权力有所加强，但它应该再往前走，然后跟政协配合起来，这就需要政协恢复传统。比如说，为什么不能考虑人大有创议权没有否决权，而政协有否决权没有创议权，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相互制衡，而不是仅仅在一个机关立法，让一个机关旁听，才能让民主立法落到实处。　　　　　　社会福利诚可贵，制度平台价更高　　　　　　南：今年秋天，吉登斯访问广州，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对国内情况有没有现实意义？ 　　朱：我思想上不以吉登斯为然。我注意到的是，他这次来中国自己解释“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对他的二手介绍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一步，这一步之差非同小可，可见吉登斯作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还没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这一点要比我们这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强。 　　但吉登斯的理论毕竟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对中国意义不大。他兼具的自由主义我们谈得不少，现在该把重点放到他兼具的社会民主主义上来。 　　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第一不反对，第二有保留。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20年后，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可谓形势比人强。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它们殊途同归。在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使之更不容易倒退？ 　　我不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哥德堡会议，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翼也有体现，若与第三国际比，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之中，“政治文明”这四个字终于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有助于消解戾气，成为化解社会对抗的助力，至少值得中国人借鉴？ 　　我的保留也是两项。 　　千万不能忘记，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辑。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100年时间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主张暴力革命，多次发动对宪政体制的颠覆和冲击。经长期失败，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它和制度平台的关系，是先后关系、上下关系。社会民主党带进西方政治生活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基本制度，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阶段构筑的。 　　第二个保留我想提一提俾斯麦及其王朝社会福利。在欧洲，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英国是后来学他的，然后把它移植到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所以能纠正一些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劳资矛盾、社会冲突，却不会因此而把整个民族引向一个邪恶方向。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实际上奠定了希特勒后来搞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德国工人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感恩戴德，一旦发生战争，由衷地喊出为保卫祖国而战，上战场与别国的工人兄弟厮杀，这就是列宁所痛恨的“第二国际破产”。但他并没有看出德国工人之所以背叛国际主义，是因为国际主义敌不过王朝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现过短暂的魏玛宪政，希特勒一方面用独裁制来结束魏玛宪政，另一方面，扩大俾斯麦时期的王朝社会主义。30年代德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又超过俾斯麦时期，这才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 　　南：社会动员力强大。 　　朱：岂止强大，一时间无人能敌，祸害全人类！现在我们提倡社会福利，千万不能忘记，它需要一个制度平台，否则它就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父权政治结合，走向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民粹主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 　　南：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是今年的重磅话题，其文本较粗糙，但其冲击力，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却是不可以忽视的。 　　朱：茅于轼那个表达可能粗糙一点，但从茅于轼一生的实践来看，他绝不是攻击他的人丑化的那样。茅于轼的本意是，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但不必为他们办事了，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而穷人要脱贫，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渠道、资金，而不是高调叫喊，所以他说，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我觉得无大错，他自己办保姆学校，办小额贷款，言行一致。这样的老人应该引起社会敬意，而不是敌意。 　　南：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 　　朱：民粹主义在俄国19世纪中叶出现，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依靠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式发展，但现在证实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 　　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破坏原始道德，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第三层是它的引申，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就喊出了一个口号：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这个理论是从法国革命卢梭“高贵的野蛮”而来，到中国又被表述为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法、中、俄三国民粹主义激进传统，一脉相承。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异化批市场经济理论，还有这个东西的影子。中国一部分文学型知识分子，理性思维不健全，既憎恶“文革”迫害，又沉溺所谓都市生活之“乡愁”，不知不觉又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接回来这个影子。 　　南：民粹主义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现实危险？ … Continue reading →

只有转载，没有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