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08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Below is the complete transcript of Fareed Zakaria’s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The interview was taped September 23, and portions were shown on "Fareed Zakaria GPS" on September 28. Zakaria: … Continue reading →

网民电脑存A片被罚近2千 网警称公安部认可 2008-09-25 11:08:16　来源: 青年周末(北京)   青年周末9月24日报道 河南南阳市民任超奇最近很郁闷，婚后第二天，自己的电脑突遭当地网络警察搜查，从网上下载的一段30分钟“A片”，也就是传统所说的“淫秽视频”，引来一张1900元的罚单。 这张罚单，在网络上引发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音。许多网民称，自己电脑中的A片，足够把自己罚得倾家荡产。 当事人任超奇对《青年周末》表示，他觉得此事一分钱都不该罚，罚1900元太多了。 南阳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政委季德宾则对《青年周末》说，罚1900元已经是轻的了。季政委还从各个方面为警方执法进行了辩护，并称此事跟6年前的“延安黄碟案”性质不同。 30分钟A片引来1900元罚单 ■三个便衣网警突然登门而入 28岁的任超奇是河南省南阳市本地人，今年8月份对他来说很不寻常。8月16日他结婚了，两天后，他的电脑被当地网络警察突击检查，搜出一部30分钟的“A片”（即成人片Adult Video，或传统所称的“淫秽视频”）。 这台私人电脑因此而被网警搬走调查，任超奇则被罚款1900元。 这件事在近日被众多媒体报道，让任超奇一下子卷入网络争议风暴中。有人拿此事跟六年前闻名遐尔的“延安夫妻家中看黄碟被刑拘案”相提并论。 这个结束单身生活才两天的小伙子，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他向《青年周末》记者回忆起8月18日那天，三个网警突然登门而入的情形。 “来了三个人，都穿着黑色的便装。”任超奇说，当时他跟朋友王明（化名）合开的汽车配件商店还没有正式开业，正在筹备当中。当那辆现代索娜塔停在马路对面、从上面下来三个一身黑衣的男人之时，任超奇正在自己电脑的QQ上聊天。 当时周围商户开业的还不多。看到这一幕，任超奇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转头对王明说：“这三个人怎么像黑社会，不会是来勒索的吧？咱们要小心一些。”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来者直接推门而入，称自己是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警察，并出示自己的警官证。 三个穿便衣的网络警察？这对两个正在筹备开业的小伙子来说，实在是有些突如其来、不明所以。 ■30分钟成人视频让警察神情变了 9月22日，任超奇对《青年周末》记者回忆了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为首的警官丁立对我们说，他们收到公安部的通知，说我们这个IP端口有人在发布一些不良信息，需要检查。” 店里当时就只有两台台式电脑，是任超奇和王明三个月前从各自家中搬来的。两人很奇怪，想不通自己能发布什么不良信息。对方扬了扬手里一叠很厚的单子，说对于不良信息的记载就在这叠单子里面。两人想看看单子究竟如何记录，但对方并没有给他们看。 两人也没想到要对方出示搜查证。“警官证都亮了，我们还能反对吗？再说查就查吧，我们又没干什么违法的事。”任超奇对《青年周末》记者说，当时两人还不怎么在乎。 ADSL宽带是用王明的身份证办理开通的，于是网警开始搜查起王明的电脑，一个文件夹接着一个文件夹打开检查，还用U盘拷贝电脑中的上网日志记录，但20分钟过去了，似乎什么也没查出来。 任超奇心想他们该走了吧。不料带头的警察丁立一屁股坐在了任超奇的电脑前面，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检查起任的电脑来。 任的这台电脑买于2002年，配置已比较旧，除了聊聊QQ，很少上网做其他事情，一般用来记录整个汽配店的各种产品资料、账目往来管理等内容。 好一会儿，丁立打开了D盘的一个文件夹，在连着三层文件夹之下，打开了这段30分钟的成人视频。 “当时我都懵了，根本回不过神来。”任超奇记得这台电脑从家里搬来时，自己已经删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这段视频因为放在好几个文件夹之下，自己当时都没找到，就忘记了删除。 本来，任超奇和王明给警察递烟端茶，气氛还算轻松。查到这段视频之后，丁立等三名警察的表情立刻变了，“很生气，态度也很恶劣”，茶也不喝烟也不要了，当即表示要扣押电脑，二话不说，就以“涉嫌下载淫秽视频文件”为由，给任超奇开出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并表示要把这台电脑主机带走检查。 任超奇当时想，一段成人视频而已，只是以前自己独自看过，就算有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吧，再说现在多少人都在上网看这些东西。想到这里，他还挺配合地把自己的电脑搬上了网警的小轿车。 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把自己跟“违法”二字联系起来。 ■压根儿没想到会罚2000元那么多 网警临走前，让任超奇下午去做笔录。录完口供，任超奇看到对方在涉案事由上，写着“涉嫌复制下载淫秽视频”，便提出异议，自己的行为“应该不算复制吧”。对方似乎也认同任超奇的话，当即就把“复制”两个字去掉了。 而后，对方便口头通知他要罚款2000元，让他回去准备罚款。这个数目让任超奇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会罚这么多。 回到家，任超奇越想越委屈，就这么一段自己电脑中的视频，又没传给任何人看，居然要罚2000元？于是，他和朋友王明开始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打电话给律师事务所和当地媒体的法制栏目，寻求帮助。 9月12日，任超奇去警察局取《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警方给出的说法是，这个处罚是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六）项及第二十条之规定。 “第二十条明明说的是有非法所得，我并没有非法所得，为什么要适用这条对我进行处罚呢？”任超奇当即表示不解，他认为对于罚款的数额，应该适用2006年颁布实施的《治安处罚法》第68条。 … Continue reading →

（转载）我们就是体制–连岳 我们就是体制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得有所作为。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09-11   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一客观事实，使地中国人很容易有民族注意与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是这样的情绪如果太高涨、太强烈，就会固步自封，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外国人没有什么长处可供中国学习。 ——周恩来 一1424年7月28日，永乐皇帝驾崩。他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发动了一场推翻他侄儿建文帝的不光彩战争，将首都从南京迁往了北京，并派遣他的得力助手郑和——尽管他是一名宦官——进行了六次了不起的远行，最早的一次已是19年前。 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船队有62艘9桅大帆船，每艘跨梁长450英尺，宽180英尺，至少3000吨的排水量。人员配备更加显著，17名正副使节，63名宦官官员，95位军事督道，207名旅、连级置换官，3位占卜师，128名医官，及26，803位士兵、厨子、管帐、翻译……他们全都受命于智力、体力、雄心皆过人的郑和，他当时不过32岁。 每次航行经常持续两、三年。漫长、单调的海上航行、交换货物、建立外交关系、学习语言、体验新食物、风俗，捕捉海盗，消耗了大部分时光，但远行的意义却从始终牢固——要将中央之国的威严与教化，带给蛮荒之地。 1424年的葬礼，像是对永乐皇帝支持的航行的最后褒奖。67个海外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7位国王，前来北京吊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郑和的船队，才了解大明王朝的繁荣与强大的。 永乐皇帝的去世后的第七年，已经60岁的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航海，它持续了两年，船队抵达了俄尔木兹、麦加和非洲东岸。但当他们1433年回到南京后，史诗般的活动嘎然终止了。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对这项活动不再有兴趣，他们对于海上世界也充满了不信任，到了1436年，皇帝发诏禁止建造远航的船只，经验与技术开始遗失，那些为郑和制造过大船的世家们衰落了。至于那些熟悉海洋世界的海员们，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最没有出路的沦为走私犯、逃兵或是海盗…… 六百年后，郑和的故事依旧充满诱惑。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吗？他们是怎样掌握那令人炫目的造船技术的？这些远航怎样改写了全球历史…… 伴随着中国再度崛起，今日的疑问和往日的荣耀，都变得愈发醒目。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巨大的彩色屏风如同船桨一样划动时，令人想起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年代。但是这个辉煌的海上帝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彻底的转过身去，以至于四百年后，在到来的英国舰船面前束手无策，进而陷入螺旋式的衰退，几代中国人在深陷羞辱的泥淖，寻找各种方法摆脱出来…… 如果对比年轻70岁的意大利人哥伦布的命运，郑和的遭遇更增加了令人扼腕的叹息。1492年从Canary Islands出发的哥伦布只有三艘船，最大的一艘排水量不足250吨，船员也只有88人。而且看起来，他不仅准备不足，而且方向不明，他最想去寻找的是中国与印度…… 成就与毁灭的因素，似乎都埋藏在同样的地方。郑和依靠的是世界上最古老与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800年前就以统一成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管朝代更替，但是国家的形态却很少改变。皇帝既是权力也是礼仪的象征，学者、乡绅们充当道德与地方权力的捍卫者，农民们不断改进耕种的技术、拓展耕种的土地，手工业者创造出各种精巧的小东西，它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可以发动大批人员治理河流、铺设道路，建立邮政系统，它还创造了一套早熟的流动体系—— 科举制度将带来了稳定的社会流动，并将精英阶层牢牢的集中在国家权力周围，这些官员精英们同时还都是业余的诗人、画家与评论家，是一套高雅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这块地区土壤肥沃，劳动力充沛，人人都有兴趣追求此生的物质满足，一旦和平与秩序维持一段时间，繁荣就会在一两代人之后到来。但是它的弊端似乎也同样显著。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所有人都被收编其中，专制日益强大，没有社会力量能和政治力量抗衡，从而产生出不同的声音和力量，它以压力来面对不满，从而经常丧失自我修正的力量。 郑和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体制。唐朝消灭了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的贵族阶层，宋朝废除了宰相府，他曾代表官僚制度对皇权的抗衡，到了明朝的朱元璋，连省一级的官员也被特使取代了，他还利用廷杖这样的肉体折磨来摧毁君臣之间相对平等的道德关系，将之转化成主奴关系。而宦官的崛起，则正是为了填补官僚系统被削弱后的权力真空。 郑和的成就，是一个强大政权与一个非凡人物再好不过的一次契合。但是，一旦最高权力改变了主意，那么所有辉煌立刻变成了昨日黄花，当1477年另一位宦官试图翻阅郑和用过的航海图时，他发现所有资料已被付之一炬。在之后的三百年中，所有这些海上成就，都变成了一种缥缈的记忆。 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依旧像是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混乱景象，没一个国家可能提供给他大规模的支持。但如果郑和想继续远行，他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哥伦布或许暂时没有机会，却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消除他可能获得的机会。他向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在一串拒绝后，西班牙国王支持了他，王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资助他。即使他错误的美洲土著视作“印度人”，但这不妨碍其他后继的欧洲冒险者、开拓者、或是无耻的贪婪之辈，将这项发现转变成重塑欧洲的巨大力量。 二 历史的面目，经常随着人们此刻的情绪而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儒家思想被视作中国进步的思想阻碍，但是当东亚奇迹发生后，它又被解释成巨大的推动力。人们也曾对中国往日的辉煌和灵活性视而不见，只贴上“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 而此刻，关于中国的情绪再次改变了，历史上不再是负担。曾经的荣耀，暗示了再度崛起的势不可挡。关于专制权力的指责与警惕也消失了，转而变成了新型的赞美——如果它能让这个国家创造辉煌，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于是，在回望历史时，人们看到的是郑和那七次航行的恢宏气势，却很少看到那一面——为什么航行突然终止了，它为什么未能更大程度的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面貌？ 同样的问题也将发生在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康乾盛世，那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人口增加了一倍，疆域拓展了一倍，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安定与繁荣之中，就像当时的作家蒲松龄所描述的：“屋鱼鳞，人蚁迹。事不烦，境常寂。” 繁荣与强盛程度拜三位精明强干的皇帝所赐。康熙、雍正、乾隆，把强大的个人力量与智慧，注入到日益强大的官僚体制中，国家的力量变得空前的强大，如果按照今日的统计的方式，它占据全球GDP的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比今日的美国更富有。 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为何在海上的挑战者面前束手无策了呢？它拥有那么多文人学识，却为什么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那些来自近代西方的科学与知识，为什么未能更早的刺激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就像郑和的航行的突然终止一样，让人好奇——无比的强大繁荣，总是不可延续。仅仅用自足与傲慢，难以解释。它的失败因素，似乎同时隐藏在荣耀里。 清王朝继续增强的专制力量，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和平与秩序，重整了官僚系统，兴修了水利，更有效的应对自然灾难。但同时，它对于整个社会与思想的控制也加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壮举之一《四库全书》，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国有化，异端的声音被清除。整个社会，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前进，丧失了做出不同尝试、实验的可能性。在一个速度缓慢的静态社会，它可能维持很久，但倘若遭遇到完全不同的新环境，它会发现昔日的成就变成了一个巨大陷阱。 三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空话。但对于此刻的中国，我的确感到国家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再度加强——国家是权力、价值、审美、道德、金钱的源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仍旧脆弱的可怜，它既然不可能与国家力量抗衡，也未能提供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量新的可能性被扼杀，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自我纠正能力的丧失。人们以为思维与行动的一致会创造奇迹，却经常忘记那只能是一次性的奇迹，创造力的源泉来自于不同观念的并存…… 于是，历史中那些时刻很有可能再次重演——失败的种子正在辉煌的功绩的阴影中迅速生长。 注：本文的资料来源于魏斐德作品《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