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08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天津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 Continue reading →

William F. Buckley Jr., champion of conservatism, dies at 82 By Douglas Martin Wednesday, February 27, 2008 William F. Buckley Jr., who marshaled polysyllabic exuberance, famously arched eyebrows and a refined, perspicacious mind to elevate conservatism to the center of … Continue reading →

February 26, 2008 Findings The Advantages of Closing a Few Doors By JOHN TIERNEY The next time you’re juggling options — which friend to see, which house to buy, which career to pursue — try asking yourself this question: What … Continue reading →

战争观的中国样本 作者：赵灵敏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2-13    　　近年来，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各种类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接连创下收视率新高。近期热播的《士兵突击》、《集结号》、《投名状》等，更成为街谈巷议和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大有升腾为文化现象之势。 　　 　　第四波的变与不变 　　其实，这并不是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一次“井喷”。以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为发轫，军事题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期。由于当时的观众刚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挣扎出来，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对这类影片自然有着同步的欣赏体验。而此时的导演、编剧、演员等创作者，大都亲历战争年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带着那个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纯朴与真挚的东西。这种高度的契合和响应，造就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的辉煌往事。 　　到了1980年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背景下，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今夜星光灿烂》等一批军事题材影片。在当时倡导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下，这些影片突破了以往英雄必定“高、大、全”的范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另类英雄形象：痛苦、徘徊的抗联战士魏德胜、胆小怯懦的赵蒙生、牢骚大王靳开来等。《今夜星光灿烂》让5个年仅18岁的战士，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全部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八女投江》结尾时主人公红军女战士的牺牲。这些在以往的军事题材影片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血战台儿庄》是第一部承认和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所作贡献的影片。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则出现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系列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表现内容的影片。创作者的笔触从百姓士兵一直延伸进最高统帅部，重点表现最高决策者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之外的气魄和英明。 　　目前可谓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四波”。在当下这个人性中的欲望层面百花齐放、精神层面却惶惶不安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流传已久的人类拥有过的美好特质来抚慰心灵，重燃内心的激情和壮志（不论是去追求什么），以勉力前行；需要有人实践那些久被遗忘的道德信条（如世界毕竟是公平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甚至是傻人有傻福等等）并获得成功，让大家从社会现实中看到希望。于是，《士兵突击》和许三多风靡一时。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这些影视剧也有所突破。在影视剧“第二波”里出现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现在可以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这样的大毛病；以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现在是毛病自始至终；以前有“缺点”是为了消灭“缺点”，现在则缺点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的特质，就是可爱的表现。这样做在收视率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因为在迅速商业化、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军事题材影片的表现方式早已出现了变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影片的战争观上，人们仍在重复着沿袭已久的东西：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敌人是愚蠢虚弱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军人只能成为战争的从属物，没有个体存在，不允许被俘，不允许投降，不成功则成仁；按阶级立场划线的价值原则：爱屋及乌，恨乌亦及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但归根到底，它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而不允许出现宽容、妥协的精神；它塑造的只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不是独立思考、眼界开阔的现代公民。 　　这样的影片战争观，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并没有直面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失误和劣根性，挖掘“中国何以落后”的内部原因，从而达到对文化因袭、历史演进、民族兴衰的沉思和反省；从小的方面讲，战争影片中呈现的所谓人性被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讲卫生、不守纪律等“可爱”的缺点，外加一点儿女情长和情感纠葛。至于严肃的人性反思，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自由、民主等主题，基本不去涉及。创作者回避对死亡、牺牲问题更深的思考与责问，以浮华肤浅的煽情来代替直指生命尊严的反省。 　　显然，这种战争观并不仅仅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自我想象，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内心深处并折射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它表现为爱国主义、支持正义战争、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反对恃强凌弱等政治正确。同样，在一些时候，它也表现为“他人就是地狱”式的恶质人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动辄“杀到××国家”去的暴戾。如果加以甄别和分析，人们就很难对战争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谁是“正义”的父亲 　　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对战争最耳熟能详的分类是将一部分战争认定为“正义的”，而另一部分定义为“非正义的”。学生们从小就被告知：正义战争是指一切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支持与维护正义战争，是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正义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这样爱憎分明的二元分际，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马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很多战争的性质并不能通过“正义”或“非正义”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在更多的时候，“正义有多个父亲，非正义则是一个孤儿”，每一方都认定自己是正义的，是受到侵害的一方，而指责对方不正义，如以巴战争、以黎战争、印巴战争等。 　　此时我们发现，有多少利益主体，就会有多少“正义”的旗帜在战场堆积如山的尸体上空飞扬。人们对正义各有说法，背后始终是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集团的利益。在西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交战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各自的盟友无不以正义之名自辩。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 　　战争胜利者只要建立新政权，也就同时掌握了战争的解释权，往往用 “海内一统”、“黎民安居乐业”的既成事实，来证明当初战争主观动机的合理，即用“无敌”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正义和非正义之争演变成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这时，战前对“正义”的宣示，就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壮大实力。 　　而要让人民相信己方的正义性，在今天的通讯环境下并非难事。除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外，更根本的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常常是由领导人来决定的。连纳粹头子赫尔曼·戈林也认为：为什么农场的某个贫穷的工人希望冒风险参加一场战争，而他从战争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他能够全身回到农场呢？显然，让人民顺从领导人的意志是一件相当容易做到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告诉人民他们受到了袭击，使国家暴露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会同样奏效。 　　当拿破仑大军横扫腐朽的德意志时，德国知识界先进人物普遍表示欢迎。歌德就是拿破仑的赞扬者，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献给他，黑格尔称他为踞于马上的“世界精神”。这些人显然也认为，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倾向于牢记过往的辉煌和屈辱，同时忘记自己丑陋或羞耻的往事。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地履行这一思维潜规则：对外伤大声说话，念念不忘，而对内伤则保持沉默和轻描淡写。 　　这一套思维到了国际关系上，就变成：把独裁者制造的万马齐喑的死寂称之为“和平”，从而指责外部势力破坏了和平；对美国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义愤填膺，却对萨达姆政权的暴行和屠杀视而不见；每每总能理解专制独裁者的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人们往往过度强调单边主义自私与霸权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过程中夹带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现代价值色彩。 　　另一方面，许多人还习惯用“弱者”和“强者”来分别代表“正义”和“非正义”，流行的表达是保护弱者的利益，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道德制高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维的混乱：难道拉丹、萨达姆、塔利班是弱者? 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人，即便他们曾经是弱者，后来也早已站到了弱者的对立面,就如同塔利班、萨达姆不能代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一样，拉丹更不能成为伊斯兰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和所谓弱者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就是愚昧和极端。此时，所谓“弱者的利益”便成了一种伪道德,从而和独裁统治者们一起站在了自由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 　　 　　牺牲的背后 　　在中国，人民战争被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一直是我军指导战争的神圣法则。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关于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是否还适用的问题，国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人民战争确实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但人民战争能够打起来的前提是要有人民。如果没有拥护自己的人民，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去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的战争奇观，是因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给予了人们梦想已久的利益：在农村，平分土地，减租减息，千百万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许诺给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从而争取到人民中的大多数。 　　 后来无论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还是文艺作品，谈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思想动员和献身精神，而对此避而不谈。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要再次发挥作用，除了技术和环境的制约外，最根本的依然是人民利益和民心向背的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战争方式与平民的死伤数量的关系。经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即便如此，任何战争都同样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在以巴冲突中，我们看到兵民相混的情况造成了平民的伤亡悲剧。 　　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在很多人的心里，为胜利，为国家强大，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忘记了他们只是达至“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这样一种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轻视，却往往被标榜为“豪迈”和“爱国”。如果当年这种做法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的个体，深具道德理想甚至个人牺牲情怀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仰。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知先人这种牺牲的价值，正是为了后人不再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牺牲。轻言牺牲者既挥霍了先人牺牲的意义，同时使自己成为摆脱了思考的责任的懦夫，只是犬儒地服从和亦步亦趋。这样的爱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了无遗憾。柏杨先生说过，千万不要结交声称做大事不怕牺牲的朋友，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了人和“大事”牺牲你。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人民战争”：尽管萨达姆一再呼吁人们抵御外敌，但大多数人民却自发选择了不抵抗，并自发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而这枚苦果恰恰早在战争之前就种下了，和平时期的内政方针如果置民众利益于罔顾，拒绝建立公开公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谈判机制，钳民之口，结果往往“因为一场战争而丢失了一个国家”。 　　    　　为何有反战 … Continue reading →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作者：唐小兵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2-07    　　在20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绝圣去智”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潜流”。　　民粹主义是20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民粹化”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　　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民间”和“底层”。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的良知与智慧。　　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洗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皮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产生之后，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改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良心压迫机制”，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　　　　民粹主义浮出水面　　延续前两个历史阶段，今日的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收编”，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个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　　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底层”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失语的底层”，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代言”，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底层代言人”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理解！）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野火”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2008年第1期）里，公开声称“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鲁迅《阿Q 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冷血”的“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　　为了论证小民百姓保存了他所言的共同体美德，薛涌列举了几年前一件矿难事故里，一个遇难矿工遇难之前将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幸存的同事转交给其妻子，帽子里的一张纸条写着：“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外一个例证是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不让老乡客死他乡，千里背尸回湘的“义举”。薛涌感慨这种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应该到底层去寻找、发掘与培育。今日中国的共同体建设，在薛涌看来，也不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的“指手画脚”，除非后者愿意被“雇佣”。简言之，作者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　　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雅阁女事件”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社会根源　　当前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民粹化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分析和挖掘其社会根源也许才是找到理性对待民粹主义的方法的合理途径之一。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当前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和敌意，财富阶层基本上被认为是依靠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等违法手段获得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仇富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虽然生活艰苦，但被肯定为是依靠自身努力而“干净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处身这个社会背景，自然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与此同时，1990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社会形成几乎同步的是大学、科研院所的迅速体制化，甚至产业化倾向，学院知识分子被课题、项目、评估等各种日常事务缠绕，生活越来越学院化与精英化，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变动的隔膜日益扩大，民工、农村、下岗工人都似乎被隔离在精致的象牙塔之外，而事实上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地“躲进小楼成一统”，放弃其天然的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疏离感、负疚感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潜伏，而学院不断地揭露的学界腐败，以及学术不断行政化、官僚化之后造成的“异己感”，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尊德性”的道德实践和参与社会变革比较起“道问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生涯）似乎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更能消除其内心的空虚感与无力感。这种倾向自然助长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离心倾向，与对工农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我们注意到比较具有民粹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草根阶层，或许经历过诸多底层挫折，对底层社会感同身受，当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发现知识精英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都是为稻粱谋的利益集团，就容易幻灭而形成怨恨心理。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那样，“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种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会发酵成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激情，为他们的言辞灌注一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天悯人的特质。　　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根由也值得指出，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里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所指出的，前者囿于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导致道德激情四处弥漫到公共广场，最后以同情和怜悯为出发点的大革命却走向了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而美国革命始终坚持将政治自由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来处置，因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代价相对较低的社会进步道路。今天的中国自然是更关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也容易强化社会平等问题的尖锐性，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神经，时刻刺激知识分子的良心，而误把有大体一致目标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人为对立起来。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刮骨疗毒”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实至名归”的时候，在公民社会没有“稳如磐石”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到处弥漫，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底层”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一帘幽梦”而已。　　事实上，于建嵘对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的田野调查结果、厦门抵制PX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等，都证实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包括底层），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卓有成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邹谠生前说过的一番话，也许值得所有的有着民粹化倾向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寻味：“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A sorry Hollywood story By Philip J. Cunningham Thursday, February 21, 2008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need to graciously accept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politicize the Olympics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 good, bad, ridiculous and ludicrous. … Continue reading →

The Genocide Olympics By Ronan and Mia Farrow By Ronan Farrow and Mia Farrow,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8, 2007 — “One World, One Dream” is China’s slogan for its 2008 Olympics. But there is one nightmare that China shouldn’t … Continue reading →

February 8, 2008 Op-Ed Columnist Questions for Dr. Retail By DAVID BROOKS QUESTION: Dr. Retail, now that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race has entered its long, bloody slog phase, I figured it was time to get a fresh perspective. Can you … Continue reading →

Getting Past the ’60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By Rick PerlsteinSunday, February 3, 2008; B01 O 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notions raised by the current presidential campaign is the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and must finally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