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anuary 2008

本文记录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女生冷静的回家之路。1月13日下午，在芜湖车站拥挤的人流中，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1999年，本报报道了四个打工妹在火车上挤死的故事。近十年过去，拥挤的春运仍在继续，悲剧再一次降临，而我们仍在执著记录。因为一个人的悲剧背后，其实牵系着所有人的命运。   1月19日，春运第一天，河南省普降大雪。郑州火车站迎来今冬第一次客流高峰，当天发送旅客8万多人。这位母亲带着孩子顶着风雪赶火车　陈更生/摄   冷静生前照片   事故现场模拟图　向春/制图      1月21日夜，风寒雪疏，大学女生冷静终于乘上了回家的火车，同行的还有爸爸、妈妈和弟弟。而1月13日，她千辛万苦也没能在春运的人潮中挤上火车。    只不过，等她终能归家时，19岁的少女已是妈妈怀中的一盒骨灰。1月13日候车时，她被急于上车的人群挤下站台，死于来不及刹住的列车下。 最后的告别    1月13日下午3时，要回家过年了。安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系学生冷静拖着箱子，一脸兴奋地跑到好友刘佳的宿舍，狠狠抱了她一下：“这是最后的拥抱，回到家我们要发短信报平安哦。”    这对冷静来说是个特别开心的日子。上午，她考完了大三期末最后一门课。中午，她兴奋得直向刘佳嚷：“回家了，下午我要回家了！”    几天前，冷静就已迫不及待地把芜湖至老家阜阳的火车票改签到1月13日下午，只等那天上午考完。    这一天雨雪霏霏。冷静的几个同寝舍友都已回家了，留守在安徽师范大学南校区夏沁园宿舍的女生们都有点神不守舍，回家的念头就像窗外呼啸不止的风。    刘佳能够理解冷静的这种心情，她记得在冷静的床头旁，贴的不是明星头像，而是和爸妈弟弟的合照。“她是我们同学中最恋家的一个，常常会和家人通上大半天电话。”刘佳说。    母亲陈敏更了解女儿的心。就在期末考试五天前，冷静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忽然冒出一句：“妈，我好想家……”    陈敏安慰女儿：“想家可不能哭哦。”    电话那头的冷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个家其实清贫困窘。冷静一家全靠做中学教师的父亲冷恩来支撑，他每月1500元的收入，既要支付女儿冷静每年5000元的大学学费，又要支付儿子冷泉每年2000元的高中学费，还要照应常年有病、失业在家的妻子陈敏。冷静上到大三，家里已经贷款2万元了。    冷静回家时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这是母亲花80元买给她的最昂贵衣物。这是她惟一的一件外套。在学校里她把这件外套从秋天穿到冬天，没有其他的外衣可以换洗。    一个多月前，冷静打电话给母亲：“妈，我太想回家了。在学校里，我这衣服脏得都没法出门啦。”    陈敏劝女儿：“妈要你去买一件，别太省钱。”    冷静：“不怕，再忍几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了。”    冷静的鞋也该换了。这双鞋是母亲陈敏一年前花20元为她买的。冷静觉得芜湖的物价太贵，一般衣物都是在物价更便宜的老家阜南县买的。    冷静从未向母亲抱怨过这些，相反总是记挂着身体有病的母亲。陈敏记得女儿总是这样说：“妈，你一定要吃好点，有病一定要去看。不要担心贷款的事，等我师范一毕业，贷款就可以还掉了。”    冷静以同龄中少有的忍耐分担着生活的重压。她每月生活费160元，60元买书与日常用品，100元作伙食费。在学校，冷静的早餐只花1元，中餐与晚餐各只花1.5元，而食堂里的菜要2.5元以上才会有肉。    在刘佳的印象中，冷静只有一次款待了自己。一次她弟弟冷泉放假来芜湖玩，冷静带着刘佳与弟弟在校外餐馆点了炒菜。    这次，母亲陈敏已经在1月13日买了不少好菜，迎接女儿的归来。 装满礼物的箱子    大约在13日下午3时10分，冷静和一个同乡好友一起挤上开往火车站的10路公交车。50分钟后，她拖着一只箱子、挎着一个女式拎包，进入人山人海的芜湖火车站。箱子里装着她给家人买的礼物，还有一大包芜湖特产“傻子瓜子”。    她乘坐的是宁波开往阜阳的5082次硬座普快，原定的开车时间是当日17:05，到达阜南车站的时间是凌晨两点。父亲冷恩来在凌晨一点赶到车站，守候一个学期没回家的女儿。    冷静的母亲记得，去年五一节时，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冷静生病了，过了很久才告诉母亲没有回家的真实原因。而去年十一，冷静为了在节假日多做点家教挣钱，也放弃了回家。    每周六下午，冷静都去做家教，两小时25元。除此之外，冷静还给非英语专业的大一大二学生上没有报酬的公共英语课。这是学校为英语教育专业的优秀生设计的“锻炼”项目，冷静的成绩曾排在全年级第八名。　　冷静曾对刘佳说，“很喜欢做老师”，尤其是为非英语专业的同学上课。可以获得学校的证书，有利于找工作，可早点为家里分忧。　　她这种时时为家人着想的性格也带到了与同学的相处中。这个冬天很寒冷，冷静就把自己的一双新手套送给了同寝室的贫困生任鹏鹏，自己仍戴旧手套。直到后来家人为她整理遗体时，她仍戴着那双旧手套，家人发现手套上都已经有不少破洞。“她的这种性格，班上所有人都会喜欢她。”刘佳说。    在她眼里，冷静1.7米的高挑个儿，长着略胖的娃娃脸，戴一副廉价的黑框眼镜。尽管穿着很差，贫困却好像没在她身上留下阴影：她内向、宽厚、忍让，喜欢抿着嘴笑，像鹿一样安静。    但这样一个女孩，仍须去面对那惊涛骇浪般的春运人海。冷静早在几天前就已准备好，把最重要的东西都打理在了箱子里。    这些重要的东西，冷静一个多月前就开始操心了。    弟弟冷泉记得，早在去年12月初，姐姐就问他“你需要什么”，他说想要一双球鞋，脚大，要46码的。结果冷静跑遍了学校周围的商店，也没找到这么大的鞋。    1月初，阜阳那边下雪了，冷静就想着给弟弟买围巾。“回家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已经给我和堂姐都买了围巾，还给我买了羊毛衫。”冷泉说。 “轨下面有人！！”    … Continue reading →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而带着一种对乌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第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学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己思想的地位，而中国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是国家领导人，并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现“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我的行为肯定带有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具体而言，我想清楚地说明，虽然我应《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导建言的文章，但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政治主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思想界       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往是各种观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者意料之外的后果；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也不会简单地等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直接感受，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关怀而做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笔者仅仅是偶有涉及，因此难免片面。我仅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形形色色，其中王绍光和王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王绍光先生在《探索安邦之道》一书中就民主概念作了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选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在对民主的这样一种理解下，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变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笔者能够理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现状的不满。这一不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左派误区。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谘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即使是冠之以“中国式的民主”的称号。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般都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有时是很繁琐的程序和咨询（秦始皇和毛泽东时代部分除外）。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那么，中华帝国社会就已经接近于民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指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他还强调，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三组九个概念：1） 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博爱、善治、自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纳入民主的范围，实际上勾划出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广义民主的三组九个概念，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王思睿对民主定义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畴，从而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比如，笔者看不出为什么以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分配的平等。俄国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许多国家二百多年来已经在民主和专制政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俄国和拉美国家中存在的巨大收入不平等归咎于民主的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成熟民主典范的印度，却同样也存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地位等多方面的、严重的不平等。此外，被王思睿列入民主范畴的还有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安排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至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民主可能带来的许多负面后果。这些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的产生，是西方一些看到民主政治潮流难以阻挡但又对之心怀恐惧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但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的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政治设计，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以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应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定义中，本文讨论的出发点是以下定义：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这一定义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比，我的定义中仅仅加上了“有程序和规则的”这一定语）。熊彼特定义由于没有给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公共物（如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等）而备受批判，但它却抓住了民主作为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有包括自由，但实行熊彼特式民主的社会中必须有着相当的自由，否则“竞争”与“选择”将毫无可能。熊彼特的定义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下选举的公正性，等等，都将得不到保护。熊彼特定义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现的一些公认的社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从而避免了民主乌托邦的倾向。必须指出，笔者同样认为该定义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定义框架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要是因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本特征。因此，讨论民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谈起。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在上文中，笔者已给出一些国家体制民主却未能实现经济收入平等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政治力量能达到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舆论，这会对官员的腐败造成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困难，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进行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完成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原因。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一方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由领导者决策错误造成的大规模灾难；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威权体制下走向经济成功的，而至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从另一面看，这种和平是由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同说两个“北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巴勒斯坦就是因为在通过民主手段选出哈马斯政权后而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加剧。迄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大多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伊拉克战争而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或持续进行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主动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取得胜利，大多数民众会表示支持；一旦战事不顺而给本国人民和财产带来持续而巨大的伤害时，民众还是有一定能力通过手中的选票制止这场战争的。       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现代民主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导致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的“利维坦”（国家），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的、程序性的选举，竞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多个方面，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选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本文想说的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理性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太真实、太具体。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社会上就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大规模信仰危机就是这一原理的例证。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一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虽然宗教和神秘感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但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以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权威常被称为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作为其体现的特定使命基础之上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例行化或制度化。和价值／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国家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系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性就不如其它方面要来得重要。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 Continue reading →

 【中時電子報黃哲斌／特稿】 淚水、歡呼、驚詫、憤怒，無論如何，立委選舉都過去了。 接下來，我關心的不是總統大選的鐘擺效應或西瓜效應，橫豎關心的人太多了，橫豎再過兩個月又八天，台灣就會產生下一任國家領導人。當此之際，我最關心的不是「誰」當選，而是「如何」當選。 民進黨執政近八年，對台灣最大的傷害，其實不在於經濟鎖國、不在於施政無方、也不在於貪瀆頻傳，民進黨以陳總統為核心的權力集團，八年來，殺傷力最大的是對庶民社會「信任的破壞」、「理性的破壞」、「典範的破壞」。 作為一種政策競賽，無論是台獨、去蔣、反中、討黨產，無不可以討論，無不可以透過選舉訴求，尋求民意的認可；但民進黨最讓人失望的是，領導人往往以割裂社群、操縱恨意的方式，擴大社會矛盾、摧毀民間互信。 遠的不提，陳總統「中國如果那麼好，太平洋又沒加蓋，可以游過去」、「榮民領錢領到死」之類的語言，拼命造成國民之間的群體對立，就已經喪失國家元首的角色分際，流風所及，難怪「滿朝盡帶杜謝莊」。政壇鷹派橫行，在野黨或許有責任，但主要歸責仍是執政黨，有這樣的政客文官，自然就有充滿猜忌、怒氣、躁鬱症候的國民。 加上民進黨在朝任用私人、破壞制度，在家約束無方、貪慾橫流，陳總統本人又習慣隨口捻來，今天道歉反省、明天寬己嚴人，人民對政治既失信任、彼此又乏互信。 其次，民進黨操作選舉及政治策略，八年來步步走險，原本既是少數政府，因為施政乏少績效、整合毫無手腕，又迷信於「衝突妥協進步」的技術操作，讓激進勢力逐漸掌握全黨權力及言論氣氛，再則寵信放任地下電台及親綠媒體，「團體極化」造成黨內同質化且惡質化，理性聲音遭放逐，全黨只剩殺伐之聲，連帶催化支持者的怒目對立。 再則，兩千年之際，陳水扁靠著學術界、社運界、文化界、產業界的支持力量，才能完成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不但未兌現這些民間團體的期許，反而讓知識界或被政治收編，或者失望噤聲而去，對於提出質疑的個人或團體，輕者人格謀殺、重者圍剿清算，林懷民、侯孝賢、曾志朗…要求執政黨檢討的聲浪，一出頭就被撲熄，台灣幾乎找不到清流發聲的位置，幾乎找不到公共領域的典範良心。 回望兩千年迄今，不能說扁政府完全沒有建樹，但他的破壞遠大於建設，最大的破壞，就是「選舉文化的破壞」、「政治論述空間的破壞」。 陳水扁主導下的民進黨，因為太相信選舉技術，誤以為切香腸不會切到手，反覆操作偏鋒、黨同伐異、清洗內部、激化外部，實則早已遠離素樸、單純、感動人心的力量，此次立委選舉慘敗，就是選民狠狠的一記提醒。 近八年來，台灣社會經歷一場慘烈的內戰，尤其選舉文化、政治語言、文官體系，以往國民黨不敢作的，民進黨作了；以往舊執政者不敢出口的，新執政者四處放送如燦爛煙花。我們經歷一場「手段壓倒目的」、「行為背離語言」、「少數綁架多數」的政治痛苦期，我們分享一段濫用語言、濫用權力、濫用人民善良信託的社會黑暗期。 所以，我最關心的不是馬英九或謝長廷誰當選，我關心的是馬謝能不能把握陳水扁權力退逝的空窗期、能不能藉由未來兩個多月，重新建立一套政黨競爭的新秩序、新典範，從候選人開始，文官黨官競選幹部不該說的話，就嚴肅約定不能說；自家人犯了錯，就不應自我迴護，強辯逞舌，發表一些反射神經式的政治語言；不要讓激進力量主導選舉，不要在選前製造飽滿恨意，選後才假惺惺說「放下仇恨，全民團結」。 尤其二月一日新國會開議後，馬謝如何約束新生態、新結構的黨籍立委，兩大黨在民間疑慮下，究竟會展開另一波衝突與非理性抗爭，抑或真能體察選舉中的民意，讓昔日飽受質疑的立法院展現新氣象，不再是人民眼中的社會亂源。 夠了，過去八年，真的夠了。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一位與民休息的領導者，一位弭平裂痕的領導者，一位讓新聞電波與報紙頭條少些辛辣情緒的領導者；我們需要的是，重返理性訴求與開闊胸襟的領導者。 無論他姓馬，或姓謝。 我們需要一位重新贏得全民敬重、全民信任的國家領導者。

作者：鄢烈山，专栏作家、杂文家 鲁迅有篇名文《老调子已经唱完》，看标题是很乐观的。我感觉在今天，我们的老调子有些已经唱完，比如“解放全人类，将红旗插遍全球”之类不知天高地厚的“国际主义”高调，换成了“内政不容干涉”、“捍卫国家利益”之类爱国主义的低调的政治诉求；而有些老调子却越唱越高，甚至比“文革”前、“文革”中的革命理想主义高调还高。 比如，对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人民怎么看？在如今那些唱“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高调的愤青看来，凡是日本人来了没有以身殉国或悬梁自尽而领了“良民证”的中国人，通统的都是汉奸，该死！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是敌后战场，发展壮大的活动主要是在沦陷区。唱这种高调岂不是给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加分？所以，那时候大量的文艺作品，如小说《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乃至江青搞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平原作战》，都对敌占区的同胞给予相当大的同情。正如李玉和唱的“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维持会”也多被写成白天与鬼子周旋、晚上私通八路的基层组织。我相信，今天再出这种小说，作者肯定要被“爱国愤青”泼屎尿。 另外一种高调就是，要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是、只能是为理想献身。电影《集结号》中九连战士在战斗间隙谈话，有的说打完这仗就回老家去，有的说要混出个人样，至少把家里的地赎回来。这让某些同志很愤慨，认为这是对我解放军战士的贬低，对革命理想的污蔑，甚至与洛阳发生的拆毁烈士陵园事件相提并论，质问“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对历史的解释，那么当我们转回头来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将只能看到一片灰暗。我们还想不想要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还愿不愿意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我们还希不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样的理想主义的高调“高，实在是高”呀！而我觉得影片中九连的战士们讲的很实在很真情。早在文革前两年，我在初中课本上读过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文章《翻越夹金山》，记得同学们最喜欢引用其中一句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南方人念‘七’）”。当时还有些奇怪，这不是贬低了红军吗？又读到当时没倒台的将军黄永胜的回忆文章，讲大革命失败后为什么没有回乡，也是俗到不能再俗的算计，即除了留下来冒死当红军没有更好的选择——用批《集结号》者的话说，真是“理性经济人”。可不是吗，邓小平也没有唱高调，上世纪80年代有外国记者问他在长征中的经历，他爽快地回答“跟着走”。本来就是“战略转移”，先逃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再说，哪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至于“解放战争”，按传统且至今有效的说法，那场兄弟相残的内战，是蒋介石集团挑起来的，发动者是不义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被迫卷入，并不是要按什么理想蓝图改造中国。实际上，在解放区动员青年参军和群众支前，是讲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在战场动员俘虏参军、给投降士兵做政治工作，是搞诉苦之类阶级教育，让他们为打倒地主老财求翻身而战，都是实际又实际的内容。文革前我买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以一个“解放战士”为主角的，外号叫“小钢炮”，写他从俘虏到战斗英雄的经历。到了后来，抗美援朝动员志愿军的口号是“保家卫国”，“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也很功利，很“贴进生活、贴进群众”嘛！ 那么，“我们还想不想要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还愿不愿意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我们还希不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想呀！可是，这更好的制度、更理想的社会、光明的未来，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赐给我们的，也不是靠他们无私奉献、英勇牺牲能换来的。 马列主义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排除宗教关怀之类，马列主义是最唯物的。 人间的天国本来就是要靠有血有肉因而不可避免有人性弱点的芸芸众生自己去争取。所谓民主的真谛，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正当的合法的利益，大家在追求的过程中有平等的权利并遵守同一套议事规则，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妥协和共赢。普遍的人权愈有保障，民主议事的规则愈健全，制度就愈合理，社会就愈理想，我们的前景就愈美好。如此而已。难道我们吃那些所谓理想主义者的亏还不够吗？他们许诺给我们的乌托邦兑现的结果还不够残酷吗？ (本文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鄢烈山)

January 13, 2008 The Moral Instinct By STEVEN PINKE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eople would you say is the most admirable: Mother Teresa, Bill Gates or Norman Borlaug? And which do you think is the least admirable? For most people, … Continue reading →

 今日晚報 2008.01.08　 調查顯示七成港人接受2017年普選特首中央社     　一項調查發現，港人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反應正面，超過七成二受訪者接受二零一七年率先普選行政長官。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日訪問了九百港人。結果發現，七成二受訪市民接受二零一七年率先普選特首；另有六成二人認為港府有盡力為港人爭取落實普選。     　調查顯示，六成一受訪者同意人大常委明確香港「雙普選（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時間表，又指是政制發展的重大突破。     　此外，近五成八受訪者同意有關時間表可以化解香港內部對政改時間表的爭論；另有六成港人對落實有關時間表有信心。     　逾六成三港人同意北京政府有憲制權力決定香港發展；近七成受訪者同意北京政府有誠意在港落實普選，又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回應港人對政改的訴求。     　香港主權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後，民主派積極爭取二零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六十席立法會議員，但中國人大常委會日前予以否決，明確訂定二零一七年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再普選立法會。     　民主派對此極為不滿，決定十三日發起爭取普選大遊行。

As Pakistan shows, rigid, corrupt, unrepresentative and flawed democracies without the strong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of a civil society — a free pres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 empowered election commission — can foster governments that are every bit as tyrannical as … Continue reading →

中国青年报1月7日报道  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1月4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未果。 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主办）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 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赵俊萍在西丰县拥有两家加油站和一个自选商场，2006年,赵拥有的沈丰加油站被列入拆迁范围。 西丰县拆迁办委托县房产局房产评估事务所对沈丰加油站评估，评估值为364万元，但开发商不同意。县拆迁办组织第二次评估，价值为22万元。对此，赵俊萍不同意，她多次找到拆迁办协商，但终未达成协议。 2006年5月，沈丰加油站被强制拆除。赵俊萍先后到多个部门反映此事。2007年2月28 日，县委书记张志国表态：不能给赵俊萍补偿；赵俊萍的两个加油站（另一个加油站与拆迁无关）都不准开业；要把赵俊萍的企业从西丰县地图上抹去；和县里对着干没有好下场，要用公安力量对赵俊萍采取措施。 2007年3月3日，西丰县公安局称接到“举报”，反映赵俊萍的自选商场涉嫌偷税，对赵俊萍立案侦查，并在县电视台播发通缉令，通缉赵俊萍。 正在沈阳治病的赵俊萍激愤之下编了一条短信，发给西丰的部分领导干部：“辽宁西丰有大案，案主姓张是正县，独霸西丰整六年，贪赃枉法罪无限。大市场案中案，官商勾结真黑暗，乌云笼罩西丰县……” 短信发出的当天，西丰县公安局“根据县领导指示”以涉嫌诽谤罪将参与发短信的赵俊萍二姐等人抓捕。 听到家人被抓后，赵俊萍于3月15日携带关于县委书记张志国涉嫌违法的举报材料进京，打算向中纪委反映情况。3月21日，西丰警方从北京将赵俊萍抓回西丰，没收了全部举报材料。 10月30日，赵俊萍被羁押7个多月后，西丰县法院开庭审理赵俊萍涉嫌“偷税、诽谤”一案。 本报记者得到的西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西刑初字第168号显示，2007年 10月8日，西丰县检察院指控赵俊苹（曾用名赵俊萍）犯偷税罪、诽谤罪，并向西丰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同年10月13日立案。11月20日,西丰县检察院以本案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起诉。12月7日，西丰县检察院再次提起诉讼。 2007年12月28日，西丰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关于诽谤罪，判决书说，被告人赵俊苹为泄愤伙同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已构成诽谤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处罚，在诽谤罪中系共同犯罪。 法院认定，赵俊苹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7万元。 2008年1月2日，《法人》杂志关于此案的报道被网络媒体广泛转载，相关评论也比较多。 当天，西丰县人民检察院向赵俊苹姐姐赵俊华下达西检反贪询20081号文书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兹因群众举报赵俊华行贿一案，请你于2008年1月3日零时接受询问，询问地点：西丰县人民检察院”。 赵俊华向本报记者出示了这份文件。赵俊华说：“2008年1月3日零时我被带到县检察院，工作人员问我给记者朱文娜多少钱，我回答自己根本不认识朱文娜，更没有给她钱。工作人员说，不可能，你不给钱记者怎么会大老远地从北京来西丰？” 赵俊华对本报记者说：“一名副检察长对我说，我们已经派人到北京抓朱文娜去了。你犯行贿罪，记者犯受贿罪和诽谤罪，到时候一起判。” 12小时后，赵俊华被准许离开西丰县检察院。 2008年1月4日上午，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福路、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赶到《法人》杂志，找到杂志总编辑王丰斌进行交涉，并与记者朱文娜见面。 当天下午5时左右，西丰县公安局多名警察来到杂志社，称朱文娜因“诽谤罪”已经立案，要求向朱文娜“了解情况”。《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向本报记者证实，西丰县警方向他出示了警官证、对朱文娜的《立案通知》及《拘传证》。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根据案件情况应予拘传的，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可以拘传。拘传必须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2008年1月6日晚9时20分，本报记者拨通了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的手机。周静宇向记者证实了和宣传部部长一起到《法人》杂志交涉的事。关于西丰县公安局以“诽谤罪”对朱文娜立案并赴北京抓捕一事，周静宇说“确实已经立案”。 周静宇否认立案和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有关。他说：“我们张书记是宽宏大量的人，他曾说，报道对我个人有什么损失不算什么，但不能因此让我个人对西丰发展付出的汗水付之东流。” 周静宇对本报记者表示，记者朱文娜采写的报道通篇失实，严重影响了西丰的形象，《法人》杂志应当立刻采取行动补救，“我们不采取相应措施，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 《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对本报记者说：“到西丰采访是我的职务行为，由此引发的问题报社正在处理。我相信组织，个人对此不发表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受理的案件：1．侮辱、诽谤案……” 赵俊苹代理律师高义宝对本报记者说：“从法律规定看，西丰县检察院指控、西丰县法院判决赵俊苹犯诽谤罪本身就违法，也是非常荒谬的。从本案看，所谓诽谤罪的受害人是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可整个卷宗没有张志国的任何材料。我们向法院要求张志国到庭，说明受到了什么损失，根本没人理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律师周泽说：“如果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认为赵俊苹编发的短信或朱文娜的报道对他造成了诽谤，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西丰县公安局以诽谤罪对记者立案调查明显违法。一条短信引发两起诽谤案，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万永)

作者：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而现在，我们显然是已经到了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尽管政府早就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但是中国房地产无论市场化也罢，房地产调控也罢，几乎都没有涉及到房地产市场的基础制度——产权制度的变革。 然而，房地产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一样，其实是一个制度体系，而产权乃市场的基础和根本。在中国房地产没有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之前，哪怕“房地产市场”叫得震天响，哪怕这样的市场化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对不起，我们只能遗憾地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是一个产权缺位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化”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从房地产产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的背离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市场化的跛足与艰难。中国虽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产品的市场化，而生产要素(土地、资金)的市场化却远远谈不上。 不仅资金要素仍被政府牢牢控制，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关的土地也仍被政府牢牢控制，其表现就是全国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政府，全国人民要买地，只能从政府哪里购买。 其结果，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获取政府收益的方式来加快进行，但是不免以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与财富损失为代价。 房价与地权 各级地方政府对城市用地供应，致使城市化、房地产市场化最终在中国蜕化为一场不断强化和扩大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 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暴利的追逐，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也破坏了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伟大部署，致使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中央与国务院的公信力为此受到严重损害。 近日，政府又传出要求依法严格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此前因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一纸叫停，而命运难测的小产权房，最终以严厉禁止而告终。媒体称之为“叫停小产权房”。 政府禁止小产权房的理由是保护耕地，但这样保护耕地值得商榷。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土地资源条件看，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国家还可以拿出 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这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也比过去几年的用地高峰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其实是有一定保障的。 另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全国城市用地现在大概是5600万亩，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0.3%；相比之下，农民占2.6亿亩，为城市现在所占用土地的五倍。 显然，如果城市化将7亿农民都转移出来的话，那么全国只要用1%土地就能解决全部人口的居住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土地会日益紧张而不是乐观地相信大量的土地将会被释放出来呢？ 有些学者还经常谈农民的土地如果买卖，农民会变穷。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产权理论，其意思是说，你剥夺了人的产权，反而对人有好处。 十七大上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迄今中国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如果农民缺乏土地权利，他们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将很难实现。 所以，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要稳定房价的增长，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启动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变革，必须使得土地有多元的供应。 土地供给影响下的房价 最近，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对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土地价格指数与房地产价格指数呈正相关。 紧收的土地政策必然会加速土地价格的增加，控制土地价格的政策，将抑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上涨，合理控制土地价格的土地政策可以影响土地价格，继而影响房地产价格指数。所以，可以认为我国土地供给的松紧政策明显地影响着房地产均价。 而我国目前的基本土地制度及政策就是，即便在流动性已经严重过剩从而对房地产需求暴涨的时候，政府依然将所有的城市开发土地都捏在自己手里，然后再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小点、一小点来，而挤出来的地就是走进招拍挂市场。 我们知道，获得最高收益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拍卖来投放到二级市场，这是想让地价房价涨多高，就可以涨多高。如此一来，土地价格不狂涨进而带动房价狂涨才怪。 所以，当前房价上涨的原因其实非常清楚。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过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垄断土地下的人为地减少了供应。 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慢，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增速超过9.5%，而近年来甚至表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比如，过去四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而2007年前三季度的增速达到了11.5%。 然而，在许多地方房价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今年开春以来，很多城市的楼盘的价格增长超过了一倍，如此一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普通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好房子、大房子，越来越没有办法实现美好的人居理想。长期以往，中国国民的幸福感何在？ 切莫走向怪胎模式 中国内地现在正在走向的正是香港和新加坡式的怪胎模式——左手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右手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香港的情况很特殊，其土地在回归之前一直垄断于港英政府手里，港英政府用拍卖的方式来获得最高的地价，直到目前，整个香港的土地开发率才只有23%，大量的土地处于未开发状态。 而与这种挤牙膏式的土地供应相对应的，是香港居民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这种恶劣环境在全世界都是罕见。 新加坡的情况同样特殊。它是一个海岛国家，土地奇缺，大量土地靠填海造田形成。因此，它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同样是畸形的，因为它只能采用大政府的住房供应方式，采用类似于“共产主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保证居民的住房供应，否则就会有人住不上房。 然而，内地与香港、新加坡的情况完全不同，内地是一个正常的完全可以走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大陆国家。它应该学习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建立起土地的现代产权模式，来保证土地的正常流转和有效供应，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同步长进，而不应该学习香港、新加坡的怪胎模式。 至于住房保障体系，它只能作为补充手段，而不能作为主流手段。如果反客为主，那么，所导致的结果是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全国人民都得靠政府住房保障体系来实解决住房总量，这样政府就又回到大政府时段，计划经济再次回潮，左手把大家的土地财产全拿走，右手再给大家分房，而其结果，上一代人已经经历过，无复多言。 土地从来都是这个国家的命根子。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 而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在第一次土地革命(“土改”)、第二次土地革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 这意味着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终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赵晓)

作者：五岳散人（知名网友） 一个人能够多长时间不看色情杂志而依然没事？一般来说，中国人可以一辈子都看不到除了自己老婆以外任何女人的裸体，但依然可以把国家建设成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外国人、尤其是可以随便发行色情杂志或者报纸的国家的人民能坚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答案。 但最近这两天关于这个社会学问题的答案还是出现了：大概是20天左右。新华网消息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当奥运梦想成真期间，中国政府将开戒，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从前被禁止的报纸杂志，例如《花花公子》或英国的《太阳报》都将获准出售。但是奥运会一结束，这些报纸杂志将重新被禁止。”也就是说，这些老外的毅力撑不过奥运会这个时间段。 据说我们物质相当匮乏的时代曾经有个接待外宾的习惯，就是高级别的外宾造访的时候，会在商店里摆上各种商品，营造出繁荣的气氛。现在好了，各种超市里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连这种精神食粮都准备好了进行展览，谁说时代不是在进步当中？ 在准备好资金打算到时候进行大规模收藏之余，也未免想到一些别的东西。我们这里是没有分级制度的，不但电影没有，什么传播媒介都没有分级制度。没有分级制度的地方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大家都觉悟很高，都是“思无邪”那个级别的。这种地方在地球上目前好像还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权力制定分级制度的机构认为大众都还是孩子，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只能接受老少咸宜的节目。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里。 这是这件事让人生气的地方之一。只有在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之下，有关部门才能开恩让我们长大一次，为期20天左右。当目光一转开，马上就给我们穿上开裆裤，以慈爱有加的眼神看着这些能够做对外贸易、开发计算机程序、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面去的“孩子”，让人几乎认为这些《花花公子》是给老百姓的压岁钱。 另外一个让人生气的地方是，当年传说中的“中国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被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挂了出来。当时这是一种歧视，认为公园这种好东西不是给中国老百姓预备的，你们没有资格进来。现在是《花花公子》杂志这种东西不是给中国老百姓预备的，你只能沾外国人光的时候能看到。公园是个好东西大家还能理解，《花花公子》跟这个看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除了生气以外，不免还有些好笑。其实这事不但侮辱了中国的老百姓，连带着把这些外国人都侮辱了。众所周知，很多看上去允许发行这些杂志的国家，其实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当保守，没多少人没事就捧着本《花花公子》招摇过市。把这些要来的外国人士想像成离开这东西就六神无主的人，人家是不是领你的情还真难说。这简直是预先把对方想像成色情狂的做法嘛，谁听说主人事先准备了这些东西都会觉得颇为尴尬吧―――如果某人请客人到家里来，事先在客房的床头备下避孕套数只、色情光盘几张，估计客人的脸色也不会好看。 (本文来源：荆楚新闻网 作者：五岳散人)